扩招不停！博士生再迎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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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培养的目的是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造就更多的高质量人才，而不是生产博士学位。”今年两会期间，“博士扩招”“调整博士生学制”的提案再次引人瞩目。
博士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塔尖存在，承担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使命。如何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有关博士培养的改革持续不断：扩招、取消统考、延长学制、分流清退......每一次变革都牵动着无数考博/读博人的心绪。
扩招，不停！
在本科扩招、硕士研究生扩招的大趋势下，立于高等教育顶端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亦在同频跟进，不断扩招。
政策拓宽
自1981年教育部下达通知开始招收博士生以来，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已走过40余年，招生规模从1981年的900人，扩招到2021年的12.58万人，博士毕业生人数随之稳步增多。
2022年，各大高校的博士扩招行动也在不断加码。《上海交通大学202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校本部）》显示，该校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已由2021年的2800名左右（含医学院），上涨至3000名左右（含医学院）。《南开大学2022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也表明，学校2022年预计招收博士研究生1300名（最终招生计划以2022年教育部正式下达的招生计划为准），对比2021年的1100多名，亦有大幅上涨。
在博士扩招的背景下，专博尤受“关照”。2018年，国家三部委联合发文《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加快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2020年9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提出：到2025年，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进一步创新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加快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当下研究生教育的大方向。当前国家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需求迫切，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也将迎来发展热潮。可以说，专博的扩招正是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的关键举措。
呼声再起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河南省委副主委、郑州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沈开举就把聚焦点放在了高校博士招生名额制度改革上。他认为，目前高校博士生招生指标仍存在着名额限制过严的问题。高校的科研工作，博士生是主力，博士招生指标太少，很难组建研究团队，更影响科研成果的产出。他希望能够通过放开博士生招生指标，让学校招收的博士生数量能够适应社会需求，进而更好地服务好国家发展。
可以预见，在各方的关注与力挺下，博士生规模或将继续扩大。
统考，再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官宣全面实行“申请-考核”制，这一制度的普及，意味着博士由统考招生选拔的时代，即将迎来落幕。
申请考核制，成趋势
目前，我国博士研究生招生方式，除了保送，主要有2种：统考和申请-考核制。如果说统考制是对学子1年准备成果的检验，那么申请-考核制就是对其本硕6-7年的成果考核，更考验综合实力。
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已有超过90%的高校全面或部分实行申请-考核制的高校。不管是借鉴国际经验，还是从改善我国博士生招生效果的角度出发，我国博士研究生招考方式，由统考方式向“申请-考核”制转变是大势所趋。
直博生制度，正火热
早在2020年9月，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就重点提出：要扩大直博生招生比例，研究探索在高精尖缺领域招收优秀本科毕业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办法。
2021年6月，北京市教委发布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北京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北京市将健全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招生选拔机制，扩大直博生招生比例等。2021年8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三部门就加快新时代本市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明确表示将拓宽博士生选拔通道，扩大直博和硕博连读比例，努力提高本科生推免比例。2021年10月，教育部在答复相关提案时表示，正在就“扩大推免直博升学比例”的相关建议积极开展调研，拟进一步扩大直博生招生比例。同年，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接连官宣：2022年将进一步扩大直博生招生比例。
最新发布的《东北石油大学202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中明确提到，各学院招收硕博连读生和直博生的比例不能低于10%-15%，如不能完成，将缩减该学院下一年的招生计划。
《郑州大学2022年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则显示，学校设立了直博生专项计划，在理、工、医科多个学术学位博士招生学科接收具有推免资格的优秀本科毕业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种种迹象表明，直博生制度正在成为当下博士招生中引人注目的一股热潮。
学制，调整！
持续扩招，以及招生制度的转变，推动着博士生培养的重心从重视体量向重视质量转变。然而数据显示，在更高要求下能够按时毕业的博士生，其实还不到四成，延期毕业逐渐成为常态化现象。超过最长学习年限的博士生，只能面对清退。
由高延毕率引发的学制改革浪潮，也在席卷各大高校。
在延期毕业率持续攀升的势态下，不断有声音提出分流建议，以此来缓解延毕率之困。
2020年9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新时代早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完善分流选择机制，加大分流力度，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及早分流，具体而言，就是博士生未达博士培养要求，可以转为以硕士身份毕业。
从近年趋势看，已有不少高校发布实施“博士分流淘汰制”细则。清华大学在修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时便明确提到要“完善资格考试、选题报告等培养环节的实施细则、考核要求和分流与退出制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连理工大学还发布了详细的《博士研究生分流退出机制实施细则》。
这也意味着，曾经被认为是“纸上谈兵”的博士分流，真的来了。
除了分流机制，延长学制也逐渐成为高校处理“博士准时毕业率偏低”问题的一种手段。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罗永章还在今年两会期间提交了《关于调整博士研究生学制的提案》。提案建议，对博士生毕业时间实行弹性化管理，合理调整博士生学制及毕业考核标准，更高效地为国家培养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据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基本修业年限为3-4年，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对本学校的修业年限作出调整。
在此提案前，国内已有诸多高校相继开始了延长博士学制的探索。中国传媒大学在2020年推进博士生和专硕生基本学制改革。自2021级起，将博士生基本学制由3年改为4年，最长有效修业年限由8年改为6年。厦门大学甚至在官方文件《关于将我校博士生学制由三年延长为四年的说明》中直接表示，学校博士生准时毕业率偏低，按时毕业率不到40%，学制改革势在必行。
不得不说，学制的延长，是对博士培养规律的探索和尊重，也是对身处象牙塔内“超龄”博士的勉励。
毕业，降门槛？
学制调整，并非这场改革的终点。影响博士生顺利毕业的，也远不止一道门槛。一直以来，“在国内或国外期刊上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这项硬性要求压得博士生喘不过气。
每年都有一批博士生虽然完成学业并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但是却不能获得博士学位。其原因是部分高校自行制定的博士学位门槛政策剥夺了他们获得博士学位的权利。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张雄就提出建议，呼吁纠正和清理博士论文申请与发论文挂钩的“土政策”。
事实上，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印发的《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就曾提到，不宜以发表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作为学生毕业和学位授予的限制性条件。
在此基础上，我国已有多所高校陆续取消了博士发表论文限制。2020年6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院出台《研究生申请博士学位创新成果评价规定》，明确论文发表不再作为申请博士学位的限制性条件，评定学位的主要依据为学位论文。2020年12月，华东师范大学制定研究生卓越育人工作方案，其中重要一项就是取消博士研究生论文发表的统一要求。此外，2021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2021年9月贵州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也都相继取消了研究生发表论文的强制性规定。
取消发表博士论文限制，是对不合理的强制挂钩政策的清理，不代表降低了博士学位学术水准要求。
从近两年开始，江苏大学等研究生学位论文实行100%“盲审”。论文查重方面也更加严格，查重甚至包括了中英文摘要和参考文献部分。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再次确认：开展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和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加大高校评估整改督导复查力度。
严格的评审、抽检制度有助于论文质量的提升。博士生在卸下发表论文这一重担的同时，更要加强对毕业论文的重视。随着研究生制度的不断完善，未来，也许会出现更加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博士生作为“高精尖缺”人才，处在众多学子渴望到达的高度。然而选择这条路，注定要站在金字塔的顶端，接受来自各个方向的变化与考验。在其各项制度的不断探索与完善中，依旧处变不惊、脱颖而出的人，才是当之无愧的博士。
毕竟，质量始终是研究生培养的唯一落脚点。愿所有博士都能在这场大浪淘沙的变革中，锤炼出优秀的品质与能力，不负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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