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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五环外OUTSE，作者|小羊，编辑|张假假
博士，这是大学教育体系中所能取得的最高学位。
读到博士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将近而立之年，在这个出名致富都要趁早的年代，这些称得上学术精英的人们却几乎和名利绝缘。
近日，博士“下沉”县城引发热议。今年五月，浙江遂昌县发布《2022年遂昌县面向世界一流大学引进优秀毕业生入围体检人员公告》，入围的4位博士毕业于上海交大、中科大等一流高校。此外，江苏阜宁县、广东和平县也吸引了多位博士就业。
实际上，博士生流向县城并非新事。一线城市人才密度的已经浓稠到难以行走，而非一线的大部分地方却嗷嗷待哺，期待人才的光顾。
本文作者记录了人大博士北心在2021年一路向南去往边疆小城——云南普洱的经历与思考。
以下为正文部分：
2020年是北心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的第三年。
那年的2月份正值疫情期间，他骑着电瓶车去学校附近的超市采购，耳边是零度左右的寒风，落日缓缓沉入北京的天际线。在此刻他感受到冷，也感受到荒凉，在那一刻，他一直以来扎根首都的想法，动摇了。
“作为一个外地人，我从来都没有属于过北上广，所以无所谓‘逃离’。人在哪里生活可能只对自己有意义，但对北上广来说，我们啥都不是。”
身为一名人大博士，北心曾经也有过学术理想。
北心的博士学生证与校园卡（图源：北心）
在博士生考试时，北心以超过第二名14分的笔试成绩，被中国思想史专业导师录取。那时的他把学术理想放在首位，留在高校的科研岗位深入钻研，是现实生活最贴近理想的选择。
但是，这些年人才密度越来越大，国内培养出的博士越来越多。
2020年全国就有人获得博士学位，博士最对口的高校岗位供不应求。于是，各种门槛应运而生，“学历查三代”已是基本操作，把本科就读于非名校的申请者拒之门外。
此外，许多高校在人事招聘时，强行要求候选人先做“师资博士后”，在这两到三年中，只有申请到科研课题、入选基金项目、发表某种程度的论文才能被留下。
这些“博士后”们并没有编制，这也意味着他们属于临聘人员，没有职称，无法晋升。他们中大部分人已过而立之年，还面临着养家糊口的困难。
读博过程中，北心逐渐发现“什么都难，发个论文，有点像样的研究成果也难”，同时了解到身边选择“留在学术共同体”的朋友们的生活。
有一位被北心形容为“很有学术潜力”的师兄被某西北地区师范大学聘为博士后，但由于他申请到课题时“三年之约已到”，虽然勉强留下，但被收回了公寓居住权。于是，他与妻子只能在城中村租了一个50平米的小房子，不敢生小孩，每天都在为买房苦苦挣扎。
住在北心隔壁的室友是个老党员，在毕业找工作那年想过要不要考选调生，但还是放弃了。他最后离开了北京，也卸下了学术理想，在哲学思想史学科被“边缘化”的某西南地区医科大学任职。
北心也曾接到一些高校抛来的橄榄枝，但2020年后在北心的导师退休后，这些曾经的邀请最后都没有落地。他坦言：“到最后那段时间，我确实不想在高校干了。”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与图书馆（图源：北心）
至于进入企业工作，则从来没有在北心的考虑范围之内。
一方面，能“养得起”博士的科技型企业是极少数，大部分企业更倾向于招收待遇要求较低、实操能力较强的本硕。
另一方面，北心发现博士大多不擅交际，大多喜欢闷头看书，而这种“木讷”与“傲气”是与企业的要求不太相符的。
第一次班会时，17位博士全都一语不发，于是北心阴差阳错地被老师选为班长，有些博士直到毕业都认不齐同班同学。聊天时，有些博士听到任何和传统学术体系冲突的意见，不管逻辑成立与否，都要竭尽所能地怒怼回去。
在北京的求学之路也让北心倍感疲惫，一线城市的压力全方面地渗入这位“异乡来客”的生活，他总是自嘲“博士在这里是最底层的”。
北心在王府井涵芬楼书店（图源：北心）
北心出生于1991年，到人大读博时已经快30岁了，父母的文化程度不高，在临沂经营饭馆时找错了思路，最后店黄了，家底也折腾没了，年逾花甲仍在不辞劳苦地工作。
但他们强撑着让儿子抓住了这次读博的机会，每月省吃俭用下1000元，再加上学校下发的补贴，2500元便是北心每月全部的生活费。这点钱，相比于2021年北京市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只多了380元。
没有钱的30岁读书人，这个设定放在哪个年代都算不得成功人士。
为了陪他读博，北心的妻子辞去了在四川体制内的工作，与他一起成为了“北漂一族”。她在北五环外租了一个房子，每天上班都得挤一个小时的地铁。
虽然读博期间得到了家人们的充分支持，但北心还是不得不过着手头紧迫的生活。
他平时只在食堂吃饭，每顿控制在10块以内，省下的钱大部分用来购买图书馆没有、但写论文急需的专业书籍。为了把大论文做出来，他天天泡图书馆，在不限电不限网的宿舍一直挑灯夜战，熬到完全不知疲倦的麻木状态。
在2021年至2022年，全班已有13位博士毕业，他们大多七零八落在全国各地的高校，还有1位通过选调去了宁夏，1位去了云南普洱，1位留在了北京的事业单位。考虑到在北京读博的高成本，北心推测待业的4位博士的生活“不容乐观”。
因为在北京生活的不易，北心自己也很少离开学校以外的地方。
2020年冬天，在去参加露易丝格丽克的诗歌朗诵会时，北心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从建国门站出来，头昏脑胀之际，回首看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门牌。
那是他曾想去读博士后的地方，但实在太遥远，也太累了。
在排除高校、企业与一线城市后，北心开始找寻新方向，全国各省市在人大开办的人才引进宣讲令他产生了一些意动。
当浙江省来宣讲时，学校为他们开放了容量最大的体育馆，放了1200个号以供感兴趣的学生预约。结果不到半个小时就抢空了，他没有抢到。
同为发达省份的福建也不甘落后。上一年的宣讲会由副省长亲自带队，9个市的领导随行，借了几十张桌子摆满整个大厅，上面放满各种宣传画册。但在北心找工作这年，福建省人才引进的力度放缓，并没有来到人大宣讲。
中国人民大学招聘季宣传口号（图源：北心）
相比之下，作为云南边境小城，普洱的宣讲会被安排在一个100人的会议室里，组织部部委卖力宣传着普洱吸引人才的具体优惠政策。到场的只有27个学生，在座的另一位博士听到中途就溜了。
北心从2016年开始就对普洱茶开始有兴趣，经常与研究藏传佛教的室友将熟茶生茶互换着喝。他自己也喜欢暖和的、“鸡犬之声相闻”的地方。
听完普洱的宣讲后，他开始认真思考要不要离开学术这条路。
毕竟高校科研所岗位有限，博士走仕途渐渐成为一种常态。而且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外出闯荡的风险变大，事业编相对稳定的多。北心的山东生活多年的一家人，对“体制内”工作有着一层“滤镜”。
北上广从不缺乏聪明又勤奋的野心家，而各大高校更是八仙过海、强手如云。天赋、人脉、努力、运气，无一不是在学术体系内出人头地的必要条件。
作为缺乏原始积累的“异乡人”，北心最终下定决心“换一条赛道”，放弃一线城市与高校岗位，但此时离一月份的选调生考试只有一个多月了。
由于忙于毕业论文，加之报名程序繁琐，他只买了几本便宜教材翻了翻，挑时间恰巧碰上的安徽省选调考试“试了试水”，以1.5分之差落败，并在云南省省级岗位选拔中再次失败，最后只通过了云南省怒江洲的笔试。
在怒江州的选调生面试之前，北心先前往普洱参与了人才引进面谈。
在进入面试考场前需要安检，不准带入手机等通讯设备，就连裤兜里装着的一片酒精湿巾都被要求上交。
到达会议室后，黑板上赫然写着两道题：“你来到普洱有什么优势与劣势？”、“你对新冠肺炎的防控有什么建议？”。
但长达20分钟氛围轻松的交流中，这两个问题完全没有被涉及，考官们没有提到任何严苛的筛选门槛，只询问了他的成长与求学经历，想了解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他时间都在介绍普洱的风土人情，希望他能来建设这里。
结束后，北心感觉这场漫长人生的寻觅大局已定。
考虑到改签费用高达600元，他没有再去安排在回北京机票后一天的怒江洲选调生面试。
在2022年普洱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计划”招引公告中，当地为博士提供零门槛落户、30万元的安家补贴、可申请公租房或每月300元的租房补贴、放宽职称审批等优待条件。
2022年普洱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计划”政策待遇（图源：普洱市委宣传部）
但北心认为并非以上哪一点条件特别有吸引力，他就是单纯地想找一个地方，安安生生地过上一段日子，“毕竟对于人来说，活在世上更重要的还是要生活。”
没人算得上对欠发达地区情有独钟，所有选择到最后还是会回归生活本身。
北心发现，普洱与他曾经落脚过的那些县城很不一样，空气中浮着清新的茶味，气候与居民都暖洋洋的，有种不争不抢的淡然气质。
2016年硕士毕业后，他曾在四川某县城的中学教书，因来自外地而被排挤，身边的老师们常去打麻将与胡吃海喝，月薪2000出头，其他的补贴都被克扣完了。
北心还曾亲眼看见在老城区破破烂烂的酒吧街里，三个初中生公然对一个女生动手动脚，在还没开始扫黑除恶的年代，那里治安不好，经常发生恶性事件。
刚到普洱时，他在路上随意走动，和当地人搭话时，一点都感觉不到排外情绪，来来往往都很和气。在11月份，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得身着棉袄时，普洱居民都穿着短袖，而且这里一直花团锦簇，生命似乎永远在春天。
不过他也发现，普洱虽然民风淳朴，但因为气候舒适、地广人稀，老百姓的竞争意识普遍不强。晚于下午四点，就没有师傅愿意送办公室的大桶饮用水；七点下班跑去菜鸟驿站拿快递，却只能吃已打烊的闭门羹。
对比之下，他回忆起青年时期与父母在临沂的生活，“山东人只要是能挣到钱，再苦再累他们也愿意去干，大半夜爬起来也愿意。”
不过，安逸这个词语并不能被用来形容北心在普洱市教育体育局的工作状态。
北心分管了不少业务，他作为局长助理，手下几十人，压根没时间坐办公室，经常是上午参加小学生周末足球联赛的开幕式，下午去各个县督导防野生菌中毒的食品安全工作。
今年五一放了五天假，他跟着局长出了四天差，有一次最晚加班到了凌晨两点，累到“腰腿痛得打不直，筋骨酸软”。对公职人员来说，这种没有加班工资或补贴的高强度工作是常态。
北心为巩固卫生城市擦洗栏杆（图源：北心）
他的入职试用期在2022年7月底结束，这意味着绩效、奖金、十三薪都还没发，北心现在拿到手的只有扣掉五险一金后的基本工资。
但因为普洱的物价不高，且市委分配了三年内免租金的房子，他一人赚钱养活一家四口不成问题。傍晚六点下班后，他常去超市采购折价处理的一块钱一把的新鲜青菜、五块钱两份的面点。
普洱市中心的房价一平米价格破万，但在近郊只要五千左右，县里则在四千以下。他打算多攒一些公积金，两年后在城东片区买房，那边环境安静，有着健全的基础设施。
也有很多朋友对北心的选择表示不解，认为他“不谙世事，只是要一份工作”，放弃了在发达地区的机遇，去了一个2020年才全面脱贫的小城市。北心的师姐曾给他打电话到半夜一点多，劝他留在北京市，认为他来普洱是“大材小用”。
但北心认为，一线城市的基层政府“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与其待在拥挤的东部，不如以退为进，到欠发达地区真真正正地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千层山，万重浪，抵不过县城一碗汤。“北心”取自一个简单的寓意，吉林延边是他的来处，云南普洱是他的归途。
北心去镇沅县某偏远村落视察的傍晚（图源：北心）
在与北心通话时，背景音里传来女儿与妻子絮絮的对话声。他称自己为“晒娃狂魔”，自儿子在普洱出生后，发了不下20条日常来记录她的成长，说她与小时候的自己很像，有着“橘子瓣”似的可爱脚趾。
安顿下来后，他把母亲也接来了普洱，惊讶地发现“我妈适应这儿比我适应的还快”，还特别得意，天天跟她那些老姐妹通视频。
在出差与开会的间隙，他喜欢坐在一簇簇三角梅下，沏一壶正宗的普洱茶，读着奥登、米沃什、惠特曼的诗。
他如此总结自己的选择：
我不想卷了，我也是生活主义者。
三十岁的大龄青年做出了最后一个叛逆的决定。
*文中北心为化名
